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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曹应旺：“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题：“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与汉字、观念和精神

　　“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首先，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发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

天津，甲骨文创意展吸引观众。佟郁摄

　　其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山西省各界人士、孔子后裔以及儒学研究者在太原文庙大成殿前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韦亮摄

　　再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精神。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重要原因是，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故事，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追求的是众生平等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孔子以来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纯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也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海外华人书法家的“天下为公”书法亮相在广州举行的首届“浩气黄花”国际诗书画作品展。索有为摄

　　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博采众长，以实现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按照“通古今之变”，重视历史经验，以实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因是其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在文化层面，就是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内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的照壁。乐水摄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尧舜禹的平等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追求“尧云舜日”的基础上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走上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渊源看，“实事求是”狭义上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义上来源于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观念；来源于司马迁讲的“善者因之”的精神和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的观念；来源于明朝杨继盛“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的品德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观念表达出来，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刘占昆摄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边界、有人民、有土地、有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因素。

　　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统一战线和“足兵”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孟子也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土壤，是难以提出“三大法宝”的。

民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展览，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侯宇摄

　　中国特色与新时代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河南安阳，小朋友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毕兴世摄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加以引用。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中。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即《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中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纪念会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刘冉阳摄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完)

　　专家简介：

　　曹应旺，1951年生，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担任《陈云传》《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参加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著有《周恩来与治水》《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邓小平的智慧》等。发表《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等研究文章百余篇。

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网1月12日电题：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财经记者夏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大势所趋，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盒马CEO侯毅近日对中新财经表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对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发展质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贯通产业链上下游，能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并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新零售通过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融合，全链路数字化运营，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品与服务体系，实现对人民美好需求的快速响应，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产业容易受到农业自然因素、销售渠道单一、物流体系落后、品牌优势薄弱等多方面影响，而出现产量与质量的波动。我国许多特色农产品重要的经营主体是农户，因其“小而散”的特点长期游离于市场边缘，很难分享到农业产业链的增值红利。”侯毅提出，如何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的供应链体系与稳定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农业现代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举例称，盒马探索出一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订单农业新模式——盒马村，这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通农业上下游产业链，指导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全链路以需定产，与盒马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发展数字农业的典型村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全国24个省市的140个盒马村年度农产品销售额达70亿元，带动4万余名农民就业，实现农民人均年增收超过25000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10余万亩。

　　据侯毅介绍，在“十四五”期间还将在全国建设1000个“盒马村”，并在国内农业产地采购共计1000亿元的优质农产品，持续通过盒马村模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在侯毅看来，数字经济为传统农业提供了新的销售通道，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打通从初级农产品到高品质商品之间的通道，可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而给乡村振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打造稳定的农业供应链不仅成为中国人端稳饭碗最重要的安全根基，还能够优化和稳定农产品的供给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离不开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商品中台建设能力、组织规划能力。

　　此外，他还提到，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农业数字化正越来越多地从消费端的“餐桌”走向更上游的生产端“土地”。通过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农业的多种功能不断被开发，农产品的价值链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被满足，从而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新供给激发新需求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路径。

　　侯毅说，展望未来，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引领，我们要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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